2020年12月6日

《帝國的思考》閱讀筆記

圖片來源:TAAZE讀冊生活


當時會買這本書,原本預期是談日本時代的台灣原住民歷史,讀後發現作者的重點是放在台灣原住民被當時的殖民政府如何對待。由於台灣原住民族在日治時期沒有廣泛的文字紀錄(也可能是受限日文語彙或無法自由表達),因此作者只能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官方紀錄中,釐清當時的原住民族政策是如何被決定,反推回當時殖民政府是怎麼思考。以下為讀後筆記,共四項。


第一,台灣因為歷史與族群的複雜,使得日本帝國政府殖民之初傷透腦筋。起先為了平定居於平地的漢人族群,帝國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採取宥和政策,避免腹背受敵;直到將平地進入穩定期後,才回頭對付居於山地的台灣原住民族。作者將時期以四個斷點分為五階段,分別為1903年警察本署主導體制確立、1914年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之結束、1930年霧社事件與隨之擬定之理蕃政策大綱、1937年戰時總動員。


第二,帝國政府雖然在生物學上承認台灣原住民族是人,但在法律上卻不具人格(不是自然人)。也是因為建立了這樣的論述,台灣原住民族不適用於法律,也沒有擁有所有權的能力。因此犯罪並不適用刑法(司法權),而是以警察系統(行政權)直接逞罰;在山地擁有的土地都不具效力,所有的土地都歸於官有。也因為「非人」的關係,日本政府為了「逞治」原住民,合理化的開啟了一連串的包含攻打、移住部落等理蕃政策。


第三,此時的學界,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認識是一種相對單線式進化路徑,他們認為日本國國民已經是在最文明的一端,而平地漢人在中間,山地原民則在最原始的狀態。做為學者,應該要以「救濟」的心態,處理台灣原住民族問題,他們負有這樣的使命。而這樣的觀點也替帝國政府背書,他們認為台灣原住民族及台灣平地人在教化前,不宜將殖民地的人直接以條約轉化成日本國民。也使殖民時期的台灣充斥了種族主義。


第四,理蕃政策推行到一定階段(內地化)後,原住民族人的傳統儀式與習俗逐漸被改變。受當時國際間的流行,日本國內的殖民官僚與知識分子開始批判對於台灣原住民族「改善過度」,於是開始將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定位為「原始藝術」,需要保護。在反思下,官僚與學界逐漸開始探討哪些習俗與傳統是「不好的」需要捨棄(例如刺青),那些是「好的」可以改良後留下(例如歌舞)。帝國政府的介入,使得原住民的文化受到了控制與改變,形成了文化支配。這裡需要注意的是,當時的日本政府並非尊重原住民文化,而是以一種類似修剪的方式,形塑他們認為原住民族應該要有的樣子。另外,這樣的「原住民文化」,後來也與日本擬成立的國立公園相結合,成為設立的必要因素。


這本書比預期中的難,但讀起來非常過癮。以往歷史教育比較著重日本(殖民政府)對於台灣(被殖民者)的關係,所以我們會談六三法、三一法及法三號,自然而然也會認為,台灣本身就是均質的,導致我從未特別想過「日本殖民政府對平地人」與「日本殖民政府對山地人」有根本上的不同(實質上是日本對於台灣還有細分「普通行政區」及「特別行政區」兩種殖民模式)。


另外書中提到日本政府多次舉辦博覽會,向日本國民宣達殖民的成果,也試圖在展覽會上「展示」不同的人種。沖繩人為此抗議,但他們抗議不是因為種族歧視,他們抗議是因為他們認為早已是日本人,不應該被視為是少數民族。這是書中一個很有趣的側寫,特別在這裡紀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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